北宋時期文官政治對宋代繪畫藝術(shù)的發(fā)展論文
鑒于安史之亂、藩鎮(zhèn)割據(jù)的危害及自身黃袍加身的經(jīng)歷，宋太祖由馬上取天下之后隨即轉(zhuǎn)向以文化成天下的治國之策。經(jīng)后世幾代君王，最終完全確立了崇文抑武的文官政治制度。北宋一朝尤重科舉取士，大批文士通過科舉途徑進入政界，從而使宋型文化彌漫著濃郁的文人氣。
文官政治的推行，使得文人士大夫們有了與此前不同的政治責任感。文化的繁榮，加之士大夫日常生活的藝術(shù)化追求，改變了對于繪畫藝術(shù)的傳統(tǒng)認識。“美不自美，因人而彰”，所以說，“中國古代美學是一種人生美學”。[1]具體而言，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繪畫審美境界有以下個方面的表現(xiàn)：
一、文人士大夫階級構(gòu)成的變化對繪畫的影響
文官政治及科舉制的推行，使得文人士大夫在滿足于政治地位的同時，又開始尋求社會生活其它方面的興趣與愛好。因此，文人士大夫充當了多維的社會角色，集政治、文化、藝術(shù)于一身。對此，王水照先生指出：“宋代士人的身份有個與唐代不同的特點，即大都是集官僚、文士、學者于一身的復合型人才。”[2]
如此的政治氛圍與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，使得宋代士人受到較為全面的文化熏陶，他們大多具備包括詩、書、畫等多方面的文化修養(yǎng)。正如南宋學者鄧椿所言：“其為人也多文，雖有不曉畫者蓋寡矣。”[3]又如趙孟堅“工詩文，金石書畫俱能�！盵4]士暕，“讀書能文”、“兼工畫藝”。[5]這些文人士大夫不是以單一的文化、美學的角色出現(xiàn)，而是文化、美學的全才。宋代以繪畫隆盛，因此出現(xiàn)士大夫“莫不于詩文政事之暇，撫弄筆墨，附庸風雅，故論畫文字甚多”[6]的情形。
濃厚的人文氛圍使得人們對不同藝術(shù)門類的認識不斷深入，從而形成詩、書、畫一體的美學觀念。在蘇軾《書摩詰藍田煙雨圖》中有記載曰：“味摩詰之詩，詩中有畫，觀摩詰之畫，畫中有詩�！盵7]再如徽宗所作《芙蓉錦雞圖》，就題有詩歌“秋勁拒霜盛，峨冠錦羽雞。已知全五德，安逸勝鳧鹥�！盵8]詩情畫意，相得益彰。
宋代以科舉進入仕途，且“取士不問家世”，使得以世俗地主為主體的大量人才涌入官僚機構(gòu)，這就使宋代政府具有“平民化”的色彩。因而風俗畫大量興起，《清明上河圖》堪稱市民生活的不朽長卷。
二、文人士大夫的個人情操對繪畫的影響
詩、書、畫異形而同品，皆以人的性情為根本，都應表現(xiàn)出作者的性情、氣質(zhì)與精神面貌�！霸O(shè)色花鳥之外，專用水墨畫花卉之風亦漸盛，而尤以蘭竹梅等為流行。蓋文人學士，逸興寫意之作，不甘調(diào)粉涂脂，不甘循規(guī)蹈矩，脫略跡象，一以筆墨之情趣為旨歸�！盵18]由此可見，作者的人文教養(yǎng)愈深，其個性、藝術(shù)精神在作品中的表現(xiàn)便愈加深入。法國人有一句名言：“風格就是人本身�！憋L格在這里一般指的是個別藝術(shù)家在表現(xiàn)方式和筆調(diào)曲折等方面完全見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點。[19]若就繪畫題材而言，蘭梅竹菊“四君子”遂成為文人畫中最具有個性的題材。
三、文人士大夫心態(tài)的變化對繪畫的影響
宋代士人的心態(tài)較前代已有很大變化，娛樂享受成為士林的合理要求和自覺追求，使得士人縱情山水的山水畫成就較大，據(jù)史料記載：北宋文人高克明，“善幽默，多行郊野間，覽山林之處，箕坐終日。”又有：郭熙，“山水寒林，施為巧瞻，位置淵深，雖復學慕營丘，亦能自放胸臆，巨障高壁，多多益壯。”[9]士人對山水畫的欣賞與創(chuàng)作，使得山水畫在審美創(chuàng)作發(fā)生了相應的變化。
由武轉(zhuǎn)文的變型使得文人的心態(tài)趨向于“平淡”，以深遠閑淡為意，于是平淡、清雅便體現(xiàn)了宋人審美的基本態(tài)度和格調(diào)。例如：士雷，“長于山水，清雅可愛”。董源“以平淡優(yōu)雅之筆，寫江南秀麗之景�！盵10]又如：釋巨然，“老年歸于平淡”。[11]米芾評董源的繪畫“平淡多天真”，“皆得天真”。[12]
值得注意的是，文人的懷才不遇、寓興于畫的心態(tài)對繪畫的創(chuàng)作也具有相當?shù)挠绊�。蘇軾稱贊文與可的畫“合于天造，厭于人意。蓋達士之所寓也歟。”[13]而文同，擅畫墨竹，“凡于翰墨之間，托物寓興，則見于水墨之戲。”[14]《畫繼》中記載：劉延世，不得志，為其所畫墨竹題詩云“酷愛此君心，常將墨點真。毫端雖在手，難寫淡精神�！比ど兄�，有如此者。[15]此外，像李營丘，也是一個多才足學之士，然“屢舉不第，竟無所成，故放意于畫�！盵16]《宣和畫譜》中亦云：李成，“善屬文，氣調(diào)不凡，而磊落有大志。因懷才不偶，遂放意于詩酒之間，又寓興于畫，精妙初非求售，唯以自娛于其間耳�！盵17]因此，他的山水畫具有“清曠”的特征。
宋代士人在政治上崇尚氣節(jié)，高揚人格力量。北宋文人畫家文同擅畫竹，他之所以畫竹，實際上是以竹自比，抒發(fā)自己的懷抱。蘇軾也擅長畫墨竹，“從地一直起頂，或問為何不逐。曰：竹生時何嘗逐節(jié)生耶，雖文與可自謂吾墨竹一派在徐州，而先生自謂吾為墨竹�！盵20]蘇軾還曾稱贊文與可的梅竹石云：“竹寒而秀，木瘠而壽，石丑而文，是為三益之友�！盵21]除此之外，還有華光“以畫梅著于北宋，后人乃譔為口訣，讬之華光以自重�！盵22]南宋著名文人揚無咎，書畫均有名，尤其擅長畫梅。據(jù)載，揚無咎為人耿介，不慕榮華，敢于藐視權(quán)貴，正與寒梅品格相符合。專以墨龍揚名畫史的陳容(13世紀)也是理宗朝進士，卻一生坎坷，屢遭貶降而孤芳自賞。晚年雖清貧，卻能吟傲自適。在現(xiàn)實中無法達到的遠大志向，在畫面上借云蒸雨飛之中變化無窮的巨龍得到酣暢淋漓的表現(xiàn)。這里，畫家是在以龍寓志。[23]
文人士大夫的個人品性對繪畫也產(chǎn)生著極大的影響。據(jù)《畫繼》中記載，李石，“少負才名”，“任太學博士，直情徑行，不附權(quán)貴，遂不容于朝”，“醉吟之余，時作小筆。風調(diào)遠俗，蓋其人品既高，雖游戲間，而心畫形矣�！盵24]
宋代文官政治的推行，使得士人們的興趣愛好得以充分的發(fā)揮，就繪畫審美藝術(shù)而言，取得了較前代王朝更大的成就，并對后世朝代產(chǎn)生著極其深遠的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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